中国人民银行第二版人民币叁元揭秘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21世纪，现金纸币的使用已经逐渐远离了我们，电子支付方便快捷，现在的钱包当中很少能看见现金的身影了，但在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有一张很特殊的纸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它的面值是独一无二，它的美观也是引人入胜，它就是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叁圆(井冈山龙源口石桥)。

在经过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后，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面向世界。国内在二次战争的摧毁下满目疮痍，发展经济壮大军事，解决温饱维护安全等等都需要尽快的解决，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是首要任务，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印刷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其印刷质量较差，面额过大，品种繁多，计算麻烦，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假钞的数量日益的增加导致国内的安全隐患增加，也不利于中国货币制度的巩固和建立，所以在1955年3月1日公布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共11种。

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叁圆(井冈山龙源口石桥)有简称“苏叁”，其中的苏指的是咱们的“老大哥”苏联，印刷厂是前苏联莫斯科苏维埃印刷厂制版印刷。

1950年7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向中央呈递了《关于印铸新币方案》，其中包含三个方案：（1）按照现在国有的印钞设备以及印钞技术进行印刷；（2）委托苏联印制，采取卢布的纸张和规格，但按照中方规定的底纹，代印数量也按照中方的要求执行，同时向苏联订购必要的新式印钞机和刻版机，并派人到苏联学习；（3）请苏联代印，中方只提供纸上底纹和印刷技术要求，其他完全按照苏联卢布的标准执行。最后经过党中央慎重的决定采用第三方案，但有局部的调整苏联印制大面值主币，小面值的辅币由中国自己印制。

1952年4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等人于初抵达莫斯科，于4月6日就苏联代印人民币一事进行谈判。第一次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中苏双方就这件事的原则意见，由于事先中苏双方高层以达成一致，因此第一次谈判特别顺利。此后，叶季壮、贺晓初、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详细商谈技术方面的问题，南汉宸乘飞机回国。为了更加慎重，中共中央请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为主要会谈者之一参加会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戈宝权、温宁等也参与了会谈。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是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等人。在经过三十余次的谈判交涉后双方在各种票面的印刷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时间、交货方式等具体问题达成了一致。

在所有事情准备就绪之后，有一个小的插曲造就了叁圆的发行，在台的蒋介石知道新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准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消息后，拟请美国帮助制造假的第二套人民币四种大面值的钞票，干扰以至搞垮大陆金融和经济。陈云主任得知这个消息后于1952年10月提出了调整方案，其方案的的主要内容是改变苏联代印钞票的币值。其向中央提交的原文是:“鉴于台湾尚未收复，港澳与我国陆地相连，美蒋不断利用空投与经由港澳走私向我国境内散播假票，以破坏我人民币信用，同时台敌在美国援助下，可以在技术上把假票印成与真票完全近似，老百姓不可能区别真伪，单靠少数银行干部用显微镜来观察票子真假，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我们发行的票子面额越大，则空投与私运入口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其金额数目也就越大。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拟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大票，但只发一元券又嫌太小，故拟增发三元券一种以资调剂。”中央批准了陈云的意见，并由周恩来出面通知苏联方作出改变，提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见到的苏叁。

在中国政府这边做出的调整之后，苏联方面也积极的做出了调整，以配合中方，其苏联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还向中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为了加快工作效率，印刷这些钞票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按照重新的部署，加急制版印刷。在其一年印钞之后，中方刨析蒋介石政府于美国破坏新版人民币的计划难以实施，于1954年4月12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苏联方面口头再次提出“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请求。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大黑拾”，也是第二套人民币的龙头，也同时是人民币发行中票幅最大的。